区块链技术及其促成的加密货币、代币和其他数字资产也许正在推展我们朝着可编程货币模型发展。该模型不仅融合了自动化的公共资源内部管理，还增进了社区间的协作。正是这些代币所不具备的数字稀缺性促成我们从前数字经济时代步入了数字经济时代。

也正因如此，货币本身才更加有可能沦为一种构建协作的工具。新型去中心化应用于的开发者们正在将一切资源都代币化。这些资源不仅还包括电力和比特率，还有线上内容的受众注意力和检验者的诚信品质等人文素质。

虽然媒体的焦点都在于这些代币发售方取得的超过数十亿美元的融资，但是这种政治宣传式的经济设计未来将会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旦社区将匮乏代币与提供这些资源的权利挂勾，就可以通过掌控这类货币的用于来管理公共财产。作为一种动态货币，代币不只是一种互相交换单位，堪称一种必要用来构建社区目标的工具。

从 2016 年至 2017 年 8 月，去中心化软件应用的开发者通过 ICO 筹措了多达 16 亿美元的资金。ICO 是于 2014 年初首次发售的一种新型工具。

到了 2017 年 7 月底，这些发售方所发售的代币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将整个加密货币、加密商品和加密代币市场的价值从 2016 年初的 70 亿美元拉高至 956 亿美元。许多开发者和加密货币爱好者因此暴富，并首创了一个新的众筹模型。有人指出这个模型不会对硅谷的风险投资者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有人回应持有人猜测态度，将其比作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即，18 世纪的一家英国公司由于抹黑和投机而经常出现股价攀升的情况，最后因为收益率约将近预期而下跌。人们对于代币的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一派指出它转变了融资活动和经济策略的规则；另一派则担忧不会经常出现 ICO 骗局流行、监管力度增大的情况。

这两个观点都有一点深思。如果反对方的观点是对的，那就意味著我们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个新型经济体系正在挑战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些可流通代币模糊不清了“产品”、“货币”和“股权”之间的界限。从理论上来说，内置这些代币的软件需要调节用户的不道德方式，例如，计算机所有者可以在去中心化网络上出售多余的存储空间，社交媒体用户可以通过获取内容和注目来赚收益。这些代币将个人利益、市场价格信号与维护公共利益的管理系统融合在一起。不过，要想要让代币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对审核流程和商业监管展开全面改革，以保证代币发售方长胜。

如果能构建这些目标，新兴的代币经济将不会为我们的社会获取一种全新的货币和价值互相交换范式。如何解决问题公地悲剧问题？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写出过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公地悲剧》，描写了 19 世纪的农民在一片公共用地上种菜所引起的问题。他指出如果有多个社区分享某个不不受管理的资源，这个资源最后不会被消耗，因为任何一个社区都会为了执着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公共利益。

哈丁意识到，缺少信任不会引起协作方面的问题。愿意的参与者不会因为担忧倒是而过度用于公共资源。自从这篇论文于 1968 年公开发表之后，“公地”一词指代的不仅是土地、水和粮食供给等自然资源，还有公共基础设施等人造资源，甚至还包括言论自由等无形概念。如今，这一概念常常被应用于到政策制订方面，以保证公众能免费取得这些资源。

这些年来，哈丁的这篇论文仍然被用来证明外部管理——即，国家——在管理和维护公益性质的稀缺资源方面的重要性。然而，一些经济学家最近早已证明，哈丁对于人性的观点过分愤世嫉俗，并非总是准确的。

尤其是胞弟的埃琳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曾多次研究过缅因州的渔民是如何自发性制订行为规范来维护当地的龙虾渔业的。该研究还取得了 2019 年的诺贝尔奖。

她指出，经大量事实证明，社区是需要通过有效地的内部管理来管理资源的。然而，尽管全世界有很多这种构建互利共赢的例子，但它们的顺利更加多源自艺术而非科学。内部管理一般来说造就社区内联合的文化习俗和密切的人际关系。

构成一个标准化的内部管理模型是一项极具挑战之事，特别是在是在许多微观经济环境下，很难判断并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欺诈不道德。而今，随着区块链技术及其促成的加密货币、加密代币等数字资产经常出现，我们于是以朝着可编程货币模型发展。该模型可以获取一个更为自动化的公共资源内部管理系统。

一旦社区将可编程软件统合到社区内分享的互相交换媒介中，就可以将用于规则必要映射到货币单位之中。只有特定的交易可以用于这种货币单位。我们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要求这种货币单位的价值，让币价随着公共资源状态的提高而下降。

因此，代币就是通过编程的方式被彰显了功能的货币，可以按照社区所希望的那样具体个人对公共财产的权益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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